pg电子游戏娱乐官网21119郭永平丨发展主义视角下太行山区少数民族村庄乡村振兴研究】郭永平，山西忻州人，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乡村人类学。

　　【摘要】在新时期“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理论背景下，需要探讨与反思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以及宏大话语叙事之下，发展也从外在的要求逐步演变为内外结合的实际行动，并逐渐成为民众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经验研究的微观视角与理论研究的宏观视野结合起来，主要考察了位于太行山区的长治市东、西黄野池这两个内地回族村庄的乡村振兴之路。在对发展主义进行理性审视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主义，并指出构筑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路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太行山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pg电子娱乐平台。2019年7月，笔者带领学生郎萌、李杨蕾前往位于太行山区的山西省长治市回族聚居村壶关县东黄野池村和西黄野池村就发展问题进行了调查。先后访谈了31位黄野池村村民，整理访谈记录和田野日记7.2万字，拍摄照片542张。文章主要考察东、西黄野池这两个内地回族村庄的变迁过程，分析说明回汉关系从交融到融合再到互嵌的过程中回族民众的生存生活状态，并进一步探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回族村庄的发展问题，希望能从理性层面对“发展主义”进行审视。

　　太行山区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在该区域内，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目前，除汉族外，山西有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藏族等45个少数民族，其中汉族占全省总人口的99.71%，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0.29%。在少数民族中，回族居多，约有6万人，主要分布在长治、太原、晋城、临汾等地。回族一部分是明初从江苏、浙江、河南等地来晋服役、任职或经商而定居下来的；一部分是时期由于生活所迫，从河北保定一带逃荒或经商定居于山西的。山西处于东部和西部的连接地带，虽然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很少，但在全国的影响较大。

　　位于山西东南部的长治市，是全省最大的回族聚集地，有回族3万多人，占到了全省回族人口的一半以上。长治城内回要居住于西街。据《明史》记载：“沈简王模，太祖第二十一子。洪武二十一年封。永乐六年就藩潞州，宣德六年薨。”随同沈王朱模就移驾潞州的侍卫人员中有数百名回族人，大部分为南京水西门的马、程二姓，其中有军士、有小手工业者、有商人。这批人定居于皇城（今太行太岳烈士陵园）西边的“三道营”。长治市区的3万多回民中90﹪以上是南京程、马二姓的后裔。另一支回民源于清代同治年间西北穆斯林起义失败后，为逃避官府抓捕，从陕西逃奔到潞州的部分回民，后不断繁衍生息，在长治形成了“陕西十回回” [1](P44-46) 。20世纪60年代初，外地一些工厂迁到长治，如回民化学厂、地质图制印厂、太行锯条厂、粮食机械厂等，随之而来的有北京、天津、无锡等地的回族 [2] 。村寨中回民人口较多的是壶关县黄野池村、长治县（今上党区）东和乡pg电子娱乐平台、长子县城关、鲍店镇、大堡头村。而距离壶关县14公里的东黄野池村，是山西省唯一的全民回族村。

　　2019年，壶关县五龙山乡东黄野池村户籍人口为407人，李姓达到了99%。该村耕地面积610亩，其中退耕还林栽植核桃树180亩。当前村要的生计方式是种地和外出打工。此外，村中还有6家养殖户。

　　“黄野池”也被写成“黄崖齐”或“黄野齐”。关于村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其一，东、西黄野池以深沟划分，沟的东边是东黄野池、西面是西黄野池。其二，东、西黄野齐以前是一个村，以河沟为界。此地多山崖，黄野就是黄崖。其三，村边有很高的黄崖，村东有水池，故名黄野池。光绪《壶关县志》里“东黄野池”被写作“东黄野齐”。因此，黄野池的前身应该是黄野齐。笔者推测，“黄野齐”的“黄”是指土地的颜色，“齐”是指地势险峻。再者，由于壶关方言中“池”与“齐”发音相同，且村东供人畜饮水的大水池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意义重大，逐渐“黄野齐”也就演变成了“黄野池”。水池初建时间早已无人知晓，村中年龄最大的，83岁的男性村民李天成说：

　　这个池比我（出生）还早，我小的时候问过我爸，他都不记得了，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以前就靠它吃水。

　　现藏于村委会院内，勒石于1954年的《重修小池碑记》记录了村干部带领村民卖掉三棵柏树重修水池的事情：

　　重修咱村昔日先君遗留破池一眼，迄今数百余载矣。因年久倒塌不能存水，时常干涸，连年大旱□雨。人民饮水甚是困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号召下，普遍建设、打井筑池，以增加人民的饮水便利。我村群众纷纷议论，力求开工建设。当有干部带头设法补修，为应经济缺乏支款难凑。经干部□□研究后，为了使人民便利，咱村清真古寺内有松柏树三株也，可弥补这笔支款，以节省人民的经济的需要，特□树出售人民币大洋七百万元整。群众兴胜择日开工建筑。在这种艰巨工程之下，吾们干群都用百倍兴奋的努力贴工以修此池也。我村男女老少人口共有三百余口，每人平均贴工四个，共花人民币洋六百六十余万元之普自兴工□□。

　　碑的正文还记录了“黄野齐”重修水池的用工情况，据村民口述，清真寺里的这三株柏树远近闻名，当时如果村里不砍伐，就会被公社砍伐，充为公产。无奈之下，村中合议售柏树修水池。

　　不仅村名来源呈现出多元的叙述，村民对其族源也呈现出复杂的文化记忆，背后可能是其入住权以及身份认同问题。据传说，元朝末年，战乱不断，河南新乡地区凤泉县金圪塔村姓李的叔侄俩逃荒（也有村民说是在河南有了命案）到了黄野池；清朝初年，陕西渭南一支姓马的回回由于反清失败逃到了潞州地区，聚居于黄野池[3](P124)。

　　东黄野池村原本是一个汉民村，因为曾在村庄周边发现过汉族的棺材墓葬，且村里的老院中曾供奉着天地爷的神龛……咱村以前是个堡寨结构，深沟上来就是村门，关了大门，外面的人就进不来了，可以防匪防盗。50年代，道路重修，大门才被拆了（对李天成的访谈记录）。

　　如果以上迁居路线及原因无误，那么回民之所以选择黄野池，可能因为壶关位于太行陉上，是从河南进入山西的重要节点，且黄野池背山面崖，较为偏僻，易守难攻，遂在此定居。如今东黄野池回民全部姓李，西黄野池回要姓马，可能就是上述两次迁居的结果。

　　东黄野池旧院为高大的砖木建筑，风格古朴，能够看出曾经经济发达、家族兴旺。历史上村里有三院，即东院、老院和大院，院门口有石狮子，院外有拴马石。据说年间，壶关县某位县长曾来该村考察。

　　村中有家谱，但不完整，只记录了100年间的5代人，这5代大体上分为两支李姓。近年来由于招赘，有白、乔等其他姓氏加入，村庄姓氏逐步多元化。在回汉民族长期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通婚嫁娶，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族际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缩小。

　　清真寺是回要的宗教场所，也是村内的标志性建筑。东黄野池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山西省最古老的清线)。现藏于黄野池村清线年）勒石的《重修清真寺碑文》记载：“清真寺之建也由来久矣，迨至大清康熙三十一年间残坏难堪，重为修葺，迄今百有一十二年，风雨剥落，又至侵圮，爰有居民心焉数之，聚钱粮者有人，效劳力者有人。”此次合全村之力重修并扩建清线两，少则1钱。如果每户按照4人计算，该村在嘉庆年间就应该有200多人了。1987年，在时任村党支部李大主门的带领下维修扩建：据老人们讲，康熙年修的时候，清线根柱子。后面嘉庆年的时候也重修过。1987年，清真寺快要塌了，经我手全部拆了，又按旧规重盖了一次。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打了雷，闪电跑上清真寺里边了，大梁一崩，就不结实了。这些年村委会经济条件好了，5年前，就是现在村委会这套班子，组织人们捐款，花了100万元，又集资重盖了一个（对李大主门的访谈记录）。2014年重修后的清线平方米，有男女礼拜大殿各一座、讲堂、沐浴室以及教长、海里发宿舍等建筑。重修清真寺的资金主要是村民及长治地区的回族捐赠。驻寺的阿訇是宁夏人，经同学介绍于

　　年来到东黄野池。他说：“如果村内和谐稳定，对我没有意见，我就会一直留在当地，我喜欢这里的安静。”清真寺的日常开支来源于黄野池村及长治市回民的捐赠，这些开支一部分用于负担阿訇的日常生活开支（1200元

　　月），以及支付寺内负责打扫卫生、烧锅炉师傅的工资；另一部分用于支付寺内水、电、煤泥等费用。此外，斋月需另请2人做饭，也需支付工资。寺内每年正常开支需4～5万元。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义，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进入清真寺。每周五的“主麻日”是回民重要的“聚礼日”。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清真寺里面做礼拜的主要是东黄野池村常住居民（约30人），西黄野池和壶关县的回族偶尔也会来参加礼拜。只有到了重要节日，如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村里才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村中人少，主要与学校的撤并有关。20世纪50年代，村里就成立了小学，采取汉语授课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学生最多，能达到

　　多人，那时候东黄野池小学还是周边村的中心小学。然而，2005年，小学被撤并到了5公里外的五龙乡，学生们只能离开村庄去上学。2006年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尽管东黄野池村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如今村庄整洁、街道平整，但由于人口较少，仍旧缺少生气。（二）生计变迁进入21世纪以来，村民的流动性加快，交往圈也不断扩大。与此相关的是很多村民走出了黄野池，2019年在村内居住的只有

　　人。不过，大部分土地并没有荒废，外出打工的村民将土地交给亲戚、邻居耕种。由于缺少劳动力，村民的种植结构较为单一，以种植玉米为主。除种植玉米外，2017年开始，村委会主任李曙光还种植了

　　亩旱地西红柿，当年总收益就达到了30万元。但种植西红柿受气候、虫害、销路、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还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管理和资金支持。壶关旱地西红柿也是出了名了，有人就租下老百姓的地，雇人种植西红柿。咱这里适合西红柿成长，但是销路是个问题。市场好的时候不愁销，市场不好的时候商家来了说是大的太大，小的太小，太大不要，太小也不要。摘下一大堆，商家挑挑，剩下的也不能放，三四天后就得雇上人往沟里倒了，还是不挣钱。种植西红柿风险大，也看运气，去年市场好，西红柿最低1斤也能卖上1块5，种植西红柿就挣钱了。你看今年旱的，下雨也是一块一块的。如果行情再不好，肯定挣钱难（对村党支部李丑旺的访谈记录）。发展西红柿这类经济作物风险较大，黄野池也只有村委会主任李曙光种植。可见，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在“安全第一”的生存前提下，其行为遵循以生存为导向的原则，不会冒险追求利益最大化 [5] 。东黄野池回民的收入并不是很高，

　　年全村村民人均纯收入才2150元。近几年来，山西省各相关部门多次到黄野池开展技术下乡活动，主要是培训牛羊养殖技术和核桃栽培技术。同时，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以实现科技增收致富。

　　年，东黄野池村已实现整村脱贫，是壶关县第一批脱贫村。作为少数民族聚居村，帮助东黄野池村脱贫的主要力量是长治市宗教局。近年来，村中的扶贫工作队所做的主要工作有：在经济方面，帮助东黄野池争取到少数民族发展基金30万，建成核桃林

　　亩和10座蔬菜大棚。其中，核桃已经长大，并开始结果。另外，还投入100万元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现已经并网发电，一年收益有10万元，能够解决村内的日常开支，并给村民一定的分红。村里街道的下水工程正在进行网上招标，2019年9月将正式开工。扶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国家虽投入大量资金帮扶，但村中缺乏人才支持和整体规划，造成了大量资金的浪费。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村内很难扶植一个有较大规模的产业。建厂办企业缺乏足够资金支持。如果要建设大企业，需要购买大量机器和生产设备，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在村里发展企业不现实。发展养殖业也有很大的问题，养殖业对环境有污染，和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相矛盾。种植中药材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十年九旱，如果年景不好，大规模种植不要说挣钱了，土地的租金、工人的工资你就支付不起(对李丑旺的访谈记录)。另外，村中的蔬菜大棚也面临无人承包的问题。2014年，国家投入1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用来建蔬菜大棚。起初有人愿意承包，但由于管理不善，一年收益不到

　　万元。而在当地，如果妇女外出打工，通常一月也能有4000元的收入，相较而言，打工比承包大棚收入更高，遂逐渐无人愿意承包。最终大棚交给了村集体，为此村委会每年每亩地还需要支付

　　元租金。由此可见，发展措施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受到了村庄地理条件、人才等诸多限制，这种发展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三）帮扶与发展东黄野池村历来缺水。村中吃水主要依靠村东的水池，历史时期，人们春天将村东的水池刷洗干净，夏季的雨水和五龙山上的洪水流入池中，供全村人使用。10年前，政府的支持下，通上了自来水，山上也实施退耕还林，水池已被荒废了。与此同时，村中用电问题也得到解决。

　　除了水、电外，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交通也很重要。东黄野池村是五龙山乡实现“村村通”的第一村。原来的东黄野池村只有一条平板车宽的土路，且在雨季经常被冲毁。

　　世纪80年代，在“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指引下，东黄野池村铺好了平整的水泥路。2004年，在政府的帮扶下，又修建了一条长6.8公里的“民族团结路”。

　　2003年，常平集团与东黄野池结为帮扶对象，对其进行资助。2006年，黄野池民族敬老院的修建被列入山西省扶贫工作重点项目和壶关县当年的“十个五”重点工程之一，这是山西省唯一一所民族敬老院。该敬老院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工程总投资25万元，于2006年

　　月份开工建设，10月上旬主体工程完工。2006年12月22日，民族敬老院举行了落成典礼。然而，当我们暑期调查的时候，发现敬老院锁着生锈的铁锁，早已无人居住。不仅敬老院人去楼空，就是村中的房屋也是十有挂着铁锁。2017年，依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和《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壶关县决定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以资本投资方式与山西中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以适当比例参与资本分红，但不参与集团分股、经营等，所得收益用于东黄野池、西黄野池村回汉群众脱贫巩固工程，实现两村在2020年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7月13日，山西中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壶关县五龙山乡东黄野池、西黄野池少数民族聚居村资金收益扶贫签约仪式举行，这被认为是中德集团继开展教育扶贫、就业扶贫、产业扶贫等5种扶贫模式后的又一扶贫创新模式。

　　三、杂居于西黄野池西黄野池是回汉杂居的村落。清朝初年，陕西渭南一支回民由于反清失败逃到了西黄野池，并在此生存繁衍下来。西黄野池由两个村组成，分别为行政村的西黄野池和自然村的羊窑坡村。2019年，西黄野池有

　　人），羊窑坡村为215人（全部为汉民）。与东黄野池村一样，这个空心村、老人村唯一的超市是由扶贫工作队开设的，只售米、面、油等基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由于村里流动人口少，5年前，公交车也取消了。东、西黄野池距离较近，加之两村回民多有通婚，以及西黄野池村没有清真寺，回民的一切宗教节日，包括开斋节都要到东黄野池清真寺，所以两个村之间关系很密切。（一）民族杂居300多年来，西黄野池村的汉民和回民在此繁衍生息，逐步形成了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在这样的互嵌式结构中，回民和汉民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民族关系也较为和谐。如今，回汉民族除了饮食以及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不同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大的区别。例如，考虑到回民的参与，如果遇到礼节方面的差异，汉民会充分尊重回民的习俗。

　　回汉民都是一个村的，大家互相尊重。像办事的时候，不管是回民办事还是咱汉民办事，统统是用清真食品，不能用咱们的猪肉。在人生仪礼中，汉民都自觉遵守回族的禁忌。例如，汉民一般不参加回民的葬礼。住在一个村，一般就是去上个礼。汉民不去回民坟地，这是尊重回民的习俗。在日常交往中回汉民众能够相互理解。相熟的朋友之间，回民到汉民家中做客，回民可能会吃饭，因为相信对方会了解和尊重自己的信仰；如果不是非常熟悉，通常不吃饭也不喝水，可以吃水果。汉民到回民家中做客则没有什么讲究（对马雪芳的访谈记录）。

　　户中有59户贫困户，由包村单位长治市委部、扶贫工作队首阳山煤业的工作人员从政策、产业、联户三方面进行帮扶。

　　人。这几年，下拨的扶贫资金有15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宗教局提供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少部分由负责对接的首阳山煤矿出资。工作队在村庄的这几年，村民的医疗健康有了保障、经济收入有所提高。工作队在春节前会给人们发放米、面、油，还落实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养老保险、健康扶贫“三保险”“三减免”等政策。在产业扶贫方面也有一些成绩，如产业资金入股分红，利用光伏资金发放劳务报酬等。同时还致力于开展乡村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等工作。此外扶贫队员平时也要配合村干部整理扶贫资料，以配合上级检查等。目前，西黄野池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村庄的老龄化与空心化。年青一代大多在外打工，孩子在外上学，留守在家的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村中的土地大多也由这些老人耕种。由于缺少年轻劳动力，村民只能种植玉米这种费工较少的作物。3年前，有两户开始种豆角及其他蔬菜，但是规模都不大。当前，扶贫工作队员成为了村中少有的年轻人。村中没有产业，留不住人才，实现乡村振兴、人民生活富裕难度颇大，在扶贫工作队看来：

　　村不富裕，没有产业，老百姓就去外面打工了。这几年每年有少数民族发展基金一百万元，大多搞了基础建设。都说发展旅游好，可是旅游需要很多前期投入，难度很大。我们扶贫的重要方式还是把人往出去推荐，在外面找工作。上级部门希望人才回村创业，但是农村没有发展的环境。我们来了，村里有了些变化，就说买东西吧，以前村里连超市也没有。现在的超市还是我们建立的（对扶贫工作队队员宋晓棠的访谈）。

　　即便每年有1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支持，但由于村中人才的匮乏，这笔资金并没有发挥到最大的效果。2015年，村中利用部分资金建设了

　　个没有承包出去。在此情况下，与东黄野池一样，西黄野池的大部分发展资金也都只能入股中德型材，享受一定的企业分红。如今，打工收入成为了黄野池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去壶关县或长治市打工。开清真饭店是回族人最主要的生计方式。在壶关县，除两家兰州拉面外，其余的清真饭店全部是黄野池人开的。在长治市，黄野池人开了11家清真饭店，大多分布在长治外环一带。在城市打工的同时，回民与当地的经济组织以及当地其他居民、社会部门产生了持续的互动。正是在交流、交往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在此过程中，回民婚姻圈也不断扩大。正是通过不同的社会网络的联结，“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逐步形成。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农村的未来。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尤其是人才，而只有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才能留住人，这就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入手，为乡村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四、“发展主义”的审视

　　600多年来，回汉民族在太行山区的黄野池村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如今回族人口加起来已达600多人。回汉民族长久混居在一起，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同、生产方式相同，在互嵌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区的认同。从元代末年河南李姓两兄弟聚居东黄野池，到清代初年姓马的一支杂居西黄野池，随着该区域回族人口数量的逐渐增多，民族融合也在逐渐加深，婚姻圈也在不断扩大。从聚居、杂居到散居的过程，也是文化相互调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民族间交融不断发展，互嵌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改革开放后，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回族群众为了摆脱生存困境，走入都市，形成散居的格局。进入都市社会，回汉民族在经济、文化和日常交往中相互吸收、相互尊重和认同，最终实现了融合。黄野池村民流动的过程，也是回汉民族从互嵌到交融、再到融合的过程。

　　[6]。以黄野池为例，随着回汉民族“社区环境”的互嵌，逐渐实现了文化上的相互接纳、心理上的相互认同、血缘上的相互融通。首先，文化上的相互接纳，表现在西黄野池的回民和汉民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文化上的接纳进一步促进了心理上的认同。回汉民族在日常交往中都能够友好相处，彼此成为朋友。从业结构的调整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另一途径。过去，回族有善于经商的传统，主要是经营与羊有关的产业。如今，传统的经商模式早已不再适应市场的需求，回族民众便逐渐转向开清真饭店，这一生计方式在东西黄野池的回民中占绝大多数。然而，回族民众特殊的饮食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在城市打工的黄野池人对于乡村有强烈的认同感，都表示如果有机会，还是希望回到村里发展，尤其期待家乡能够兴办大型企业，但他们也深知，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黄野池较为偏僻，远离市区，没有学校，购买日常用品都需要去城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村庄的发展。在访谈过程中，村民多次提到壶关县南关村的发展模式。南关村位于壶关县城南部，如今早已是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乡村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村里耕地逐渐被用于商业开发。南关村老秉持门面房只租不售的原则，每年的租金除了维持村里的日常开支外，剩下部分就以福利的形式发放给了村民。近些年，村民每人每年可以享受到万元的福利。黄野池地理位置偏远，不具备南关村这样的优势，即便有少数民族发展政策的支持，但这样的村庄缺乏人才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回村必然面临无事可做的问题，因此要实现振兴难度很大。

　　发展是实现民众融合的根本。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制约东西黄野池村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三无”，即没有年轻人、没有学校、没有企业。而三者密切关联，互为因果。当前，东黄野池村只剩下30人，西黄野池较多一些，50人左右，且大多是以种地为生计方式的老人。对于村中无人的问题，村民们多有着无奈的感慨：“不出去不行，村里没学校，在村里也不现实。”教育水平的滞后导致了经济条件好的村民大多选择进城读书，最终村中学校因学生较少难以维持而被撤并。企业的发展更是受到自然环境、经济资本、人才资源、地理位置、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黄野池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很难发展较大规模的企业。可以说，黄野池处处面临着“发展”的问题，这折射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五、结语发展主义以“欧美模式”为模板，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构筑了以发展为核心的一套模式及其话语体系。在发展主义话语的主导下，“乡村的发展更多的是外部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而忽视了乡村的发展在根本上是农民自身的发展” [7] 。而如何实现“另类的发展” [8] ，这是需要社会各界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埃斯科瓦尔看来，改变现在的发展话语尤其需要“从发展科学中抽身出来，以及部分地、策略性地脱离常规性的西方一般认识模式，以便为其他类型的知识与经验腾出空间” [9](P254) 。乡村振兴虽然是顶层设计，但是离不开基层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探索新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平衡力量，这就要充分激活地方民众主体的积极性，积极发挥地方民众、乡村精英、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多元行动主体的作用，以此构筑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换言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多元主体需要共同行动，在此基础上发挥地方社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能力”。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思路，允许乡村采取自主发展的多元方式，这是给予乡村发展自主性的重要体现。基于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该提倡多元自主的发展模式，并构筑现代乡村社会新的治理体制 [10] 。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是一个整体，要将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都包容进来，并理顺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对于太行山区的民族村庄来说，就要在民族特色方面下功夫，不仅要把握好国家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大好机遇，而且要将民族特色作为未来重要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回族民众的“创造性转化能力”。因此，面对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机遇，以文化自觉的方式呈现民族传统的现代化，同时利用少数民族特色发展民族产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族群生存的必由之路，亦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3]王瑛.壶关回族古今谈[A].山西省壶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C].壶关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印刷，1991.

　　[4]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程立昱，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7.

　　[7]李文钢，张引.当乡村振兴遭遇发展主义——后发展时代的人类学审思[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8]叶敬忠，孙睿昕.发展主义研究评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9]〔美〕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M].叶敬忠，汪淳玉，吴惠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管前程.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村庄治理的发展走向[J].贵州民族研究pg电子娱乐平台，2019，(2).